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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完善疫情环境下的金融服务响应体系

当有疫情暴发时,动员组织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无疑是政府的首要之责,同时最大可能地减少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是政府要系统做好回应的当务之急。

关浣非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5期)

中国在这场疫情防控的战斗中实际上一直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如何把病毒对人们的生命危害减少到最低,一是如何通过努力切实减少疫情对社会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而难度最大的就是如何做好二者的平衡,最终在平伏疫情的过程中仍能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就需要社会的各系统要能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超常的反应、超常的效率和超常的协同。作为支撑社会经济运行的独特的金融系统,这时要则责无旁贷地发挥出特有的作用。

疫情蔓延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春节法定假日后中国延长了放假时间,诸多领域的活动陷入停止,人员流动受到限制,迄今为止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无法复工复产,对国计民生所造成的损害是极大的。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的PMI数据,2月制造业PMI 35.7,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值。

从复工率也可以看得出来,截至2月25日,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只有33%,而大型企业复工率在80%以上。日前,“中欧商业评论”发布清华、北大联合调研995家中小企业结论:67.1%的企业账上现金余额可以维持两个月,85.01%的企业最多维持3个月,只有9.96%的企业能维持6个月以上。一些企业面临的不仅是收入减少的挑战,而是收入断流的危险。牛津经济研究所(Oxford Economics)于2020年2月3日完成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简报,将中国第一季度的增长预期下调了两个百分点以,将全年经济增长率预测由6%下调为5.4%。

目前虽整个疫情防控曙光已现,但这时却应结合疫情防控和尽最大可能复工复产所遇到的各类问题,系统考虑如何在各方面、各领域建立和完善重大疫情环境下的服务响应体系,这其中当然必须包括金融体系在内,以保证在极端情况下的社会经济运行。

传染病风险应注重前置防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先进经济体早已纷纷把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象灾害、瘟疫传染病等纳入整个社会发展和治理所必须做好系统应对防范的系统风险范畴。2005年美国遭遇史上最大的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数百万人无家可归,而负责救灾的当地政府几乎全部瘫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相当于全球GDP 7倍之高的债券衍生泡沫迅速破裂,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近千万人失业。这场危机更使全球经济陷入多年衰退,影响至今未消。中国的疫情也严重限制和影响了国际间的经济生产与活动。

与其他的系统性风险相比,传染病风险常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双重叠加的结果。新型传染病的暴发,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拥有较为成熟有效的控制措施和手段。因此传染病风险更应注重前置防范。像新冠肺炎这样大规模的疫情暴发,不仅对国家的整个应急体系是个考验,对一国的财政能力、财政资源统筹管理能力是个挑战,同时对一国的金融体系的敏感性和韧性也是一个检验。因事发突然,诸多金融机构对节后继续延长假期及限制人们出行是缺乏事前服务准备的,以致使很多金融服务受到了耽搁。这都是因为缺乏紧急状态下服务体系运作预案指引之使然。从而也看出了建立与不同疫情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多维金融服务供给响应体系的必要性。

建立全方位疫情环境下的金融服务响应体系

当有疫情暴发时,动员组织全社会的疫情防控无疑是政府的首要之责,同时最大可能地减少疫情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是政府要系统做好回应的当务之急。就解决当前疫情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主要方面而论,政策干预的重中之重是防止企业出现流动性断裂。当疫情在一国突然暴发蔓延之时,沿用常态环境下的金融政策、金融服务不仅是于事无补的,在一定情况下还可能加重疫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损害,同时也可能对金融业本身造成伤害。因此,中国极有必要全方位建立疫情环境下的金融服务响应体系。其中应包括:

一、建立疫情环境下的货币政策及货币供给响应体系

包括要完善维护货币对外价格(汇率)相对稳定的市场体系,以免本国货币标价资产被大量抛售;完善维持货币流动性充裕市场体系,以免因流动性不足致使疫情下的经济活动雪上加霜。如疫情暴发以来,央行2月3日和4日累计开展1.7万亿元短期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对于维护节后开市初期市场流动性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优惠利率贷款,支持直接参与抗击疫情的企业。已发放的贷款贴息后,企业实际成本平均为1.28%,低于国务院不超过1.60%的要求。而公开市场操作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中标利率先后均下降10个基点,2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降10个和5个基点。

二、完善疫情环境下的金融市场稳定、支撑保障响应体系

一有疫情发生并蔓延,即使在流动性管理上未采取特别措施,一国的货币汇率及金融市场也必然会发生波动,如新冠肺炎病例在美国呈双位数增长以后,美国股市急转之下,上月24日起,道琼斯指数由28992点跌至3月11日的23553点,跌幅已达18.76%,3月3日美联储虽匆忙减低联邦基金利率0.5%,但仍难阻美股跌势。而美元指数则明显向下。对此,特朗普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都曾出面给市场打气。

三、建立疫情环境下的不同地区企业、不同行业企业、不同规模企业、不同背景客户风险评估体系及金融个性化服务响应体系

包括完善在疫情环境下用以支持防控疫情所必需的材料、物品、设备、技术采购的全天候支付结算系统,包括境外的采购支付结算服务;以及紧急启动某些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的员工聘请、原材料采购、设备购买所需的资金供给;用于维护特定企业于国内或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固有地位的生产和销售所需资金及服务供给体系。

要看到,中国制造业现在已占全球制造业四分之一比重,像湖北则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生产的重要区域,因此金融机构要以对待疫情一样的态度,和时间赛跑,对因疫情而遇到各种困难的企业要积极地施以援手。致力打通服务堵点,积极实施多点滴灌,以一企一策方式帮助那些居于重要供应链节点的企业及时修复供应链断链或重组产业链,这里面包括已有商业银行在其中应当继续扮演的角色,也应有政策性银行所应发挥的功能。如开发银行在快速启动某类产品生产所应提供的服务,也应有进出口银行所应发挥的对出口企业的信贷支持,还应有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对出口商品拒收、拒付款风险所应提供的保障。而商业保险公司则应考虑疫情暴发后所必然产生的紧急保险服务需求,包括调整保险保障。

在对因疫情遭受困难的企业采取临时性的金融支持安排中,要明确一个理念,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这并不是金融机构要继续扩大风险,而是要通过风险缓释安排防范风险的一个手段。如银行缓解中小微企业因为受疫情影响而出现的资金周转紧张,保障有序复工复产,有序进行正常生产经营,实际上就意味着银行防范了自己的风险即时暴露。当然,银行在对这些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时,一定要严格区分企业是之前因为经营失败还是受疫情影响面临临时性经营困难,坚决防范“搭便车”行为,防范出现道德风险。

如在香港出现数例新冠肺炎时,香港金管局即召开银行业中小企业贷款协调机制特别电话会议,要求银行持续推出支援措施,例如延迟还款或贷款展期,进一步减免费用,提供无抵押贷款产品予以企业应急,设立特快审批通道处理贷款申请等。

面对个人用户的财务困难,有更多银行陆续采取纾缓措施,包括允许住宅按揭贷款暂缓偿还本金、减免信用卡借款费用等。如渣打香港日前公布多项措施,包括为按揭计划(包括按揭保险计划)的个人客户提供6个月“还息不还本”选择,即时纾缓客户的财政困难;如有需要可申请续期6个月。唯客户需于过去12个月有良好的还款记录、为非政府资助计划客户及符合银行指定条件。

与此同时,要完善疫情环境下的风险控制体系。为严密金融机构疫情环境下的风险控制,要提前预判和防控信贷体系和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的风险异化,防止发生混淆常态风险与非常态风险核计情形。如果是企业疫情之前自身经营失败所产生风险,银行必须按照风险分类的办法,该计入不良的就计入不良,而对为帮助受困企业所采取的短期性金融支持则应做另外的风险评价和计量。

四、完善对在疫情中受创企业及个人及时提供金融救助、补偿的响应体系

金融机构需积极参与企业间的疫情损失分担机制的建立和处理,积极创立保险特定风险赔偿机制,设立疫情环境下保险赔偿范围自动升级的服务,帮助企业及个人免除一部分后顾之忧。如2月16日,海南省正式发布“海南省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综合保险”产品,保障企业因政府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封闭或隔离,所导致的产品损失、员工工资及隔离费用支出。

五、建立疫情环境下的线上、智能化服务响应体系

一场大疫,也使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了金融业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要求金融业尽速实现疫情环境下的服务方式升级,确保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畅通。与此同时,社会也对金融业提出了全产品线上化、移动化的要求。这应是未来建立疫情环境下金融服务响应体系须积极谋划好的两个关键方面。如为鼓励客户利用数码渠道及减少客户到分行的需要,香港渣打银行将豁免相关平台业务办理手续费3个月,对以电子渠道处理本地转账,相关手续费都会以同一形式豁免。

六、建立疫情环境下的金融监管响应体系

建立疫情环境下的金融监管体系应是建立和完善疫情环境下的金融服务响应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体系应包括来自监管对金融资源配置方向、规模、成本方向的要求和运作机制,也应包括来自监管对金融机构服务模式、服务效率的要求,还应包括来自监管对金融机构控制风险的方式方法的模式和机制要求。

七、建立促进疫情环境下新产业业态成长的金融服务响应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疫情,都必然带来对某些新产品、新服务的需求,呼唤新的产业业态的形成和发展。对此,金融业要从市场、资金、产品等方面不失时机地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此促进社会能在疫情环境下不断萌发新的社会发展生机,助力社会尽快走出疫情所造成的困境。

八、建立金融业自身风险判断及救助机制

金融机构本身在疫情中并不可能独善其身,有些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金融机构甚至可能遭遇较大的考验和冲击,对疫情之前已处某种风险临界点的金融机构此时一定要加强风险监控和判断,防止因金融机构本身发生危机而使整个疫情防控局面雪上加霜。


2020年第5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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